宋朝有多少军队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佑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佑(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财政危机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忘》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