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慧可是怎么圆寂的

慧可大师是中国佛教大乘禅宗的第二代祖师，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人。无论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禅宗，不可不研究二祖；研究二祖，研究二祖的思想理念，不可不弄清二祖的一生轨迹。
二祖慧可大师生于虎牢（又名武牢，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葬于滏阳县二祖村元符寺（今属河北省成安县），这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唯二祖圆寂之地，因一些历史资料的差错，尚有不同说法。
一为成安说。明万历《成安县志》云：“（慧）可乃飘然诣邺都，随宜说法，逾三十四载，乃韬光晦迹，变易仪相，佯狂调心。继往成安匡教寺山门谈无上道，听者林集。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闻可阐法，稍稍引去。辩和忿怒，遂兴谤于邑宰翟仲侃，加以非法。可怡然委化。乃弃尸于平野，数日视之，异香馥郁。仲侃复令移之漳河中，可忽于水面趺坐瞑目，溯流十八里至芦村而止。时一百七岁，文帝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后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五十里。故颂可之历履者曰：少林得髓，邺都调心，偿债成安，逆流漳水云。”
二为管城说。此说源于宋《景德传灯录》，书中云：“大师付嘱已，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又于管（有的版本为“莞”）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后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谥大祖禅师。”
以上两种记述，其说法过程、圆寂过程均相同，唯地点有异，孰是孰非？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只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管城说”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
一、早于宋《景德传灯录》的史书皆记载二祖慧可大师是在成安遇难的。如撰成于唐大历九年（774年）的《历代法宝记》于《北齐朝第二祖惠（慧）可禅师》一段文中，在叙述了菩提流支徒党诬告可大师之后说：“（帝）敕令城安县令翟冲侃依法处刑。”这里，明明白白指出，慧可大师是在城（成）安县被迫害至死的。查《景德传灯录》以前的史书，均无“管城说”。
二、在《景德传灯录》这一段文字的叙述开头，已点明地域
范围“大师付嘱已，即于邺都随宜说法。”邺都，即曾作为东魏、北齐京都的邺城，其地域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一带。此处距历史上的管城数百里地，而成安则是近邻，且当时为畿辅之地。文中既点明是在邺都范围，怎么又转到了远离邺都数百里地的管城呢？这显然是错误的。
三、从二祖的圆寂地与安葬地的距离看，不应是管城。管城其治所在今郑州市，现为管城区（“管”同“莞”）。该地距二祖慧可曾任方丈的少林寺100余华里，北距二祖安葬地滏阳县芦村（今成安县二祖村）将近500华里。二祖慧可遭恶人陷害，遇难而圆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当时是在管城，应该就近埋葬于管城附近，此其一。其二，二祖慧可乃少林寺一代高僧，如果不埋在管城附近，他的弟子们应该将其尸骨运回仅百十余里的“老家”少林寺埋葬。但是，既未在管城，又未在少林寺，却埋葬于距管城500里外的芦村。为什么舍近求远，跨越数州县，北葬于一个遥远的本不知名的偏僻小村呢？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
成安县匡教寺，在成安县城南1里许，西北距二祖慧可埋葬地芦村18里。二祖在成安受县官非法而圆寂，他的弟子和信徒在18里之处择地安葬，从距离上讲是适宜的。该地当时属于磁州滏阳县，不属成安县管辖。不仅不同县，而且不同州（成安属相州），成安知县自然也就鞭长莫及，不好干涉二祖埋葬之事。他的弟子和信徒们选择相近而又分属两州县的偏僻地方埋葬二祖，是合情合理的。
四、二祖慧可大师说法遇难的时候，还没有设管城县。史载，隋开皇十六年方置管城县。而慧可大师遇难时为隋开皇十三年，当时还没有管城县，怎么能说去“管城县”弘法呢？因此，“管城”一说不仅与理不合，而且与史不符。
五、二祖慧可大师在成安县匡教寺讲经说法并圆寂于此，一千多年来一直有遗迹留存，历史上并多次重修重建。《大明一统志》记曰：“说法台，在成安县……隋开皇中筑台。”清《畿辅通志》记曰：“匡教寺，在（成安）县南二里许，曹溪二祖慧可说法处。隋开皇中筑台，明代重修。”明成安进士李齐芳、袁魁，清成安文人逯绩，均留有为重修匡教寺所撰碑文。时至今日，成安县匡教寺不仅寺址仍在，而且还遗存有清代古建筑和古碑。历史记载和遗址遗物充分说明，成安县匡教寺的确为二祖慧可说法和圆寂之处。
那么，“管城说”这一错误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看早于《景德传灯录》的《宝林传》与《祖堂集》中同一记载，或许有所明白：
《宝林传》：“大师言讫，便往邺都，化导群品，三十四载。后而变行，复异寻常，或在城市，或于巷陌，不拣处所，说法度人，或为人所使，事毕却往彼。有智者每劝之曰：和尚高人，莫与他使。’可大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辩和法师于邺都管城安县匡救寺讲《涅槃经》。是时大师至彼寺门说法，集众叵（颇）多，法师讲下人却衰少。时辩和法师再三恠（怪）于师，遂于县令翟仲侃言之，云：‘彼邪见道人，打破讲席，乱坏佛法，诳惑百姓。’于时，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损害而终。葬在磁州滏阳东北七十余里。时当隋第一主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之岁，示于灭度，春秋一百七岁。”
《祖堂集》：“（慧可）说此偈已，告璨曰：‘吾往邺都还债。’便于彼所，化导群生，得三十四年。或在城市，随处任缘；或为人使，事毕却还彼所。有智者每劝之曰：‘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师云：‘我自调心，非关他事。’时有辩和法师于邺都管城安县匡救寺讲《涅槃经》，是时大师至彼寺门说法，集众颇多，法师讲下人少。辩和怪于师，遂往县令瞿仲侃说之：‘彼邪见道人，打破讲席。’瞿令不委事由，非理损害而终。葬在磁州涂（滏）阳东北七十余里。寿龄一百七岁，示于时灭，当隋第一主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之岁。”
这里，首先界定了邺都这个范围：“邺都管城安县。”查邺都地域地名，无“管城安县”，无“管城县”，却有“成安县”。史载：北齐天宝四年（553年），将邺下临漳县分为邺县、临漳、成安三县，属京畿之地。《宝林传》与《祖堂集》多了一个“管”字，应是管辖之意，即“邺都所辖管之城（成）安县”。不管怎么说，这里绝不会成为“邺都管城县”，因此也不能略写为“管城县”。
《宝林传》由唐代智炬于贞元年间编撰，比《祖堂集》早了170余年，比《景德传灯录》早了200余年。《祖堂集》由五代南唐时静、筠禅僧编著，比《景德传灯录》早了半个世纪。我们从文中内容来看，《祖堂集》显然是参考了《宝林传》，并将“邺都管城安县”这一句照搬了下来。《景德传灯录》显然也是参考了《宝林传》与《祖堂集》，并对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的。但《景德传灯录》的作者却根据自己的理解，把“邺都管城安县”改成了“管城县”。这一改，就错出了数百里之遥。由于该书经过官方文人的裁减加工，并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敕入大藏经，故此后成为最盛行的禅宗史书，致使“管城”说为后世许多书籍文章所采纳，如《传法正宗记》、《佛祖历代通载》、《五灯会元》、《指月录》、《嵩书》等等，其谬误流传至今。
现在，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纠正错误，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二祖慧可大师遇难圆寂之地，乃邺都成安县，即今河北省成安县。至于二祖慧可大师的安葬地芦村（今二祖村），在历史上曾属滏阳县（后名磁县），1945年后划归成安县。因此，二祖的说法圆寂地和安葬地，都在今河北省成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