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反思

可能有学者认为，上述实例只是反映了某一个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倾向，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其他法院对类似纠纷的裁判大同小异，[35]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中福公司担保案”的裁决即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同时该判例所具有的示范效应无疑对这种判决倾向推波助澜。可以说，正是这种“规范”的审判结果使银行界如坐针毡，频频“上书”。尽管关联担保本质上只是一种中性的商业行为，但由于我国不规范关联担保的广泛存在并引发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目前监管部门的立场是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关联担保要予以严格禁止。然而从立法角度看，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并不能直接认定关联担保无效。在监管政策与立法规范的夹缝中，司法实践表面上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即“遵照”《公司法》第60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对所有上市公司（包括董事、经理）为股东担保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该行为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等等），只要踩着“为股东担保”这根警戒线，就一律无效，至于上市公司其他形式的关联担保，就认定有效。这样的司法结果，两面不讨好。一方面，从监管角度看，法院并没有严格执行监管政策，法院只判决为股东提供的关联担保无效，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规避监管政策的其他关联担保的发生，同时可能损害监管部门的监管效果；从司法角度看，法院判决为股东提供的关联担保无效实难逃脱“曲解立法本意”之嫌。反映到实践中，这样的司法选择，既无法有效控制不正当的关联担保（上市公司从为股东担保转为互保或其他方式关联担保就是明证），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还产生了破坏交易安全、限制公司担保能力等许多负面影响。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从宏观上看，这是由于我国的审判机关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状况不够了解，对立法意图的把握不全面；从微观而言，就是现行制度设计与现实背景的脱节，审判人员没有准确把握关联担保的特殊性，没有理清解决关联担保纠纷的思路。从根本上说，还是立法的随意性和法官的理论素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