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彼得大帝和康熙大帝的生平事迹？

彼得大帝与康熙大帝都是俄国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两位大帝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年岁相仿、性格相似、志向宏大、胸怀宽广、雄才大略、经国济世、气势恢宏，但是两人却把两个国家引向不同路径，此种景况，殊堪玩味。

彼得大帝（1672年5月30日—1725年1月28日），小的时候在距莫斯科七公里的小村子里长大，后来在自己童年伙伴基础上组建两个童子军团,这两个童子军团为捍卫彼得大帝的权威立下了汗马功劳。彼得大帝和其弟伊凡同被任命为沙皇,伊凡天性愚钝，由姐姐索菲亚摄政。彼得大帝对向西方学习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决非处于一时冲动。现在看来他对俄罗斯的变革很难说有多么深厚的社会基础。1697年—1698年彼得大帝在西欧进行匆忙的穿梭访问学习。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造船厂、在英国伦敦。彼得大帝有着一个强烈的蔚蓝色的梦想——通过占领出海口把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发展成一个沿海国家。所以创设海军院校、造船修船学校,彼得不惜工本，孜孜以求，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拥有四十多艘舰艇和28000名海军的俄国舰队。彼得的改革决心非常彻底，自己的姐姐两次通过射击军进行宫廷政变，被彼得大帝果敢地镇压，两次被送进修道院。儿子阿列克塞不理解父亲伟大的胸怀起来反对改革，彼得非常震怒，忍痛把儿子处以极刑。曾把权限交给自己的母亲和舅舅，自己一心扑在向西方学习的热忱中。后来的史家曾轻描淡写的说‘当时的俄国距西方较近，彼得进行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由，’此见解未免皮毛，不值一辩。

在彼得大帝前，整个俄罗斯民族处于一个凝聚形成的前夜，他所占的地盘有限，文化历史传统也非常浅薄，也就是说彼得大帝所依靠的人文社会资源非常有限，但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大帝奋发图强，进取有为，依靠自己的奇里斯玛权威，使处于文明暗夜的俄罗斯民族看到了曙光。

我们再看一看康熙大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大帝比彼得大帝年长18岁，早于彼得执政约20年，也就是说康熙的从政经验是极丰富的，但康熙大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鲜的文化。彼得大帝却把俄国带入一个新境界。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澄清：我们赞扬彼得大帝并不是说一定要贬斥康熙大帝。但两个大帝对以后各自民族文化道路的形成所嵌下的烙印是独特而深刻的，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中俄两国近代道路的深重忧思。当然每一独立的民族国家都有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东西，这一点，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会同意的，诸如：英国的道路（光荣革命）、美国的道路（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法国的道路（攻打把巴士底狱、亚各宾专政、拿破仑称帝及民法典）、亚洲日本的明治维新，哪个国家的道路不是独特的？但综合比较和抽绎上述诸国（包括中俄）的近代化道路，我们觉得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未免太独特了一些，独特到了要走进死胡同。

康熙大帝本可以做得更多，有能力同彼得大帝一起成为改变中俄两国命运的双子星座。康熙大帝可以说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山呼海啸般地气势，由偏居一隅的满州文化，向高度成熟和发达的汉文化学习转化，这种转化是非常成功的，大概是借鉴成吉思汗子孙转化政策的教训，在这样一种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中，康熙大帝与他的子孙们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回光返照式的康乾盛世。也许是由于汉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厚，这种盛世的标志性的成果是带有总结性的，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及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治理。但是康熙本人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意识的帝王，人格非常健旺，精神非常充沛，手不释卷，对新生事物孜孜以求。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理万机中康熙本人居然热衷于向传教士学习拉丁文、英文、几何，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至少不能说是特别处于弱势或落后的地位，也不存在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居于屈辱地位。这时的交流是自然、正常的，康熙极有可能在传教士的启迪下，把中国文化这艘大船，带向一个新的、具有非常昂扬向上气质的文艺复兴运动之中。这种情况不是说不可能的，后来的史家在对这段历史追寻和定论时，难免产生了奇怪和偏狭的见解，诸如‘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啦，皇帝专治主义大一统啦，文化愚昧主义政策啦，闭关锁国政策啦，’有人甚至产生非常极端的看法，似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守成的、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机制。我觉得不然，理论上讲，中国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在康熙大帝时，极有可能向西方文化迈进，或借鉴吸收。为什么这么说呢？满族本身是一个极度落后的民族，但对汉文化的学习有高度的自觉，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不是偶然的。明朝晚期，西方的文化就在和中华文化交流、撞击、融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康熙大帝完全有可能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他来说中国文化、欧洲文化都是高度发达，值得敬仰和学习的，事实上好学深思的康熙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异常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