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古滇国为什么在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古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风格而制作；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年的时空交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在数十年破译古滇国的探索历程中，那些难以琢磨的变数一直在困扰着人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但不过百余年时间，古滇国渐渐湮没，东汉以后，有关古滇国的历史，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古滇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为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城？这四大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面目依然秘而不宣。寻都：古滇王城究竟在哪里？
一座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这个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古滇国的王城究竟在哪里？《史记·西南夷传》只大致说滇国在当时的夜郎国以西，邛都国之南，昆明国以东地区，并未明确指出都城所在。有专家认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其郡治当置于原滇国都城所在地。
另有专家认为，数十年来接踵而至的重要考古发现似乎都在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因为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出土有数千件古滇青铜器，与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有滇王印。按考古常规看，古滇国的王城或都城就在附近。从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造型、图案及近水居的干栏式建筑分析，这些青铜文物和遗迹所反映的生活环境应是宜猎宜渔宜耕，因而水下古城颇为符合对王城的猜想。
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依据《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结果他真的找到了。可是在21世纪，我们还没找到古滇国的都城所在。天问：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古滇故城？
一场突发的自然巨变可能带来悲剧性的灾难，如维苏威火山爆发埋没的古罗马庞贝古城。在抚仙湖底是否淹没着一个“庞贝古城”？2001年6月3日，随着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深入抚仙湖底，一个古老的水下城市开始展现出来。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水下王国，又是何时因何种原因而沉寂于湖底？这些埋藏在湖水中的疑问吸引着每一个来访者。
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湖中水下古城的发现，使当地人惊呆了，抚仙湖一带水底有座古城的传说竟会变成现实。那么这座水下古城会不会就是古滇古城呢？从种种历史发展轨迹推测，抚仙湖与古滇国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人们对抚仙湖水下古城性质的推测也愈益纷繁。有的专家倾向于它就是古滇国的故城，但也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至于古城沉没的原因，专家的猜测也多种多样。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更多的意见则认为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造成古城沉没湖底。从时间来看，这座水下古建筑应该不晚于东汉中晚期。
虽然现在欲解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千古之谜还为时过早，但现在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抚仙湖水下遗址隐藏着古滇国突然消逝的秘密，而这座古城还有很多发现尚未证实。随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再现，悠远神秘的古滇王国终会“浮出水面” 。探秘：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谁？
一个曾经强盛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群伟大的创造者怎么会突然就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从被青铜器凝固下的历史瞬间中去猜测他们的辉煌时代。
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是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 王滇时带来的楚人和楚文化。楚人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楚文化的影响，才形成滇国时期“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阶级社会；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滇池区域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及其臣民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还有人提出，原先分布在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后来又逐步迁至滇池区域的古 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和魏晋时期滇东北地区的“西爨白蛮”有渊源关系，滇文化事实上就是“白蛮文化”；另有人认为，古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南迁的氐羌游牧民族进入云南，滇国主体民族及滇文化和上述南迁的古羌人有密切关系；更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
如果不是偶然在滇池附近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黄金饰品，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在两千多年前，云南昆明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发达的古代文明。只是有着高度文明成就的古滇国和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飘然远去，给我们留下更多沧海桑田的联想，更多历史沉淀的回味。悬疑：古滇国是母系氏族社会？
云南，古昆仑故地。《山海经》记载，昆仑有西王母之邦。西王母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西王母之邦的首领。古昆仑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氏族或部落首领、酋长均为女性。史载，西周穆王（公元前947年——公元前928年）打猎曾到“西王母之邦”，西王母及诸酋长以礼相待，送土特产和“马三百，牛羊二千”，周穆王置身美女美食的西王母之邦，乐而忘返。
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女性频频出现在古滇国祭祀、结盟、纺织、播种等各种活动中。她容貌姣好，头梳银锭，身着拖地对襟长衫，举止优雅，仪态万方；她头顶华盖，通体鎏金，或端坐在四人合抬的肩舆内，或端坐于象征权利与财富的铜鼓上，显得极为威严富贵。在“祭祀贮贝器”上，一场关乎社稷民生大计的盛大宗教仪式正在举行。作为主祭人的她，身边有35个人簇拥。有人骑马为她引路，有人侍候左右，或手提竹篮、或头顶柴禾、或手捧罐坛、或手执布帛、或肩扛铜锄……场面宏大，礼乐升平，纲常有序。35个人35种服饰发型。时至今日，发型服饰依然是许多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和民族标志，也许她位尊35种民族或部族之上，也许古滇国是由至少35种民族或部族组成的统一王国，而她就是王国的“女王”？
古滇国究竟是不是母系氏族社会，尚无定论，但青铜器所反映的场景毕竟是古滇国社会生活的微缩，女性在古滇国非凡的社会地位，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冰山一角，为我们了解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