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太后与西太后存在什么嫌隙？

慈安太后即东太后，是清代咸丰皇帝之妻。她姓钮祜禄氏，原是广西右江道穆扬阿的女儿，咸丰在未做皇帝前就与她结成夫妻。咸丰二年（1852年），钮祜禄氏被封为贞嫔，又进为贞贵妃，不久立为皇手。他为人幽闲静淑，举止端庄，口木讷不善言辞，在众妃嫔中从不争宠，很得咸丰皇帝的尊重。1861年11月咸丰死后，她进封为慈安太后，地位在慈禧太后之上。

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诉定计，发动祺祥政变，处死了肃顺等人，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可是到了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对慈发太后突然死亡，在当进与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二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在疑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在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在载有慈安的遗诏，说她在“（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但是这种“因病致死”是那样的快速而又突然，连当时的当事者也大为怀疑。据《清稗类钞》载，在慈安初感身体不适时，御医薛神速辰为她诊脉，认为“微疾不须服药”，没想到当晚就听说“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棺木）”，大为诧异，还以外间论传。后来噩耗证实，他大戚曰：“天地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是不信慈安是因病致死。另一位当事人左宗棠，当时任军机大臣，突然听说慈安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第二种说示是因慈禧与慈安交恶，慈安被迫自杀说。

据《清稗类钞》另一种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处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但到了1881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第三种说法是慈禧进药毒死说。

据《慈禧外纪》载：当年咸丰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了一个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将此事告诉慈禧。阴险毒辣的慈禧听了，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饵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另文廷工《闻尘偶记》却认为慈禧是因与人私通怀孕，事为慈安察觉，准备废掉慈禧太后称号，慈禧闻之，先下手为强，设计毒死了慈安。

宫廷内幕，千古之谜。上述后几种说法都出自传闻与野史笔记，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究竟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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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慈安都是咸丰的妃子，而慈安是皇后，慈禧是太子的母亲。咸丰死后，她们俩都被尊为皇太后。慈禧为西太后，慈安 为东太后，她们俩是咸丰的正室与侧室的关系。
东太后与西太后的第一次矛盾冲突记载，是“兰贵人”(后来慈禧)入宫得宠之际。有一段时间，咸丰皇帝表现得像《长恨歌》所谓那样：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皇宫“祖宗之法”规定，但凡皇帝每夜“临幸”某妃，都由太监将名册一式二份，一式由内监“敬事房”收录，一式交于正宫皇后。皇帝也难。皇帝不上朝的消息经由太监传到了正宫慈安耳中，慈安便手持“祖训”前往干预。待咸丰皇帝前脚走，慈安便把“兰贵人”唤至皇后行使权力的坤宁宫，命令哭哭啼啼的“兰贵人”下跪，宣示她不守“妇道”。正欲家法从事，人走心在的咸丰皇帝匆匆走了进来，大呼“请皇后免责，兰儿已有娠矣”。慈安听到此言，连忙下座说：“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堕娠，失祖训矣。皇上春秋虽盛，储宫未备，吾安可守一训，而失列祖列宗之遗意哉?”(引自许指严《十叶野闻》)皇上造人计划，关乎国运千秋大业，朝政此时彼时，何足道哉?
史笔明确记载的“两宫”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咸丰皇帝东陵祭祀仪式上。中国人都知道，祭祀仪式都有一定的规矩。在那个时代，尤其对于皇家来说，它几乎超越了“国法”。咸丰皇帝死前，西宫太后慈禧不过是“懿贵妃”，咸丰死后才升为“西太后”。就是说，如果此时咸丰皇帝九泉下有知，他还不认识这个“西太后”呢。祭祀开始，慈安坚持按咸丰帝生前规矩，慈安居前，旁边空位留给先于咸丰帝死去的那位“正后”，而慈禧稍居下位。对此，慈禧据理力争，两宫太后并坐“垂帘”已久，还提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所谓规矩，是对现实西太后的侮辱，叫她何能“母仪天下”?最终仪式依就了慈禧意愿。史笔记载，这次在皇家祭祀公开场合中的争执，使得西后对正宫东太后尤为“衔恨”。
两宫的第三次争执，要算因刚得宠的李莲英而引起。史述清末李莲英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左右逢源，但早期的他并非如此。某日慈安坐轿经过宫中某殿，李莲英正与某小太监玩掼跤比赛。深知“两宫”权力高低的李莲英对东宫慈安的轿子视而不见，仍然挡于道中玩兴正浓。在慈安的呼斥下，李莲英才退于路边跪下，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史笔说，慈安欲对李莲英行使“杖责”，竟有后宫中人为其“缓颊”说情。看来，西宫慈禧能力和权力大于正宫慈安，已是后宫之中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不是慈安遗留的正宫地位所能决定的。史笔甚至评论，就连恭亲王，也由于知道慈禧与慈安有矛盾，不敢效忠于慈安，而是恭顺于慈禧。可见慈禧当时的霸权人气。气呼呼的慈安改道去见慈禧，说：尽管李莲英有一点才能，也不过是一太监，应受祖训限制，对两宫太后一律敬畏，你怎么可以放任他，让他只知有西宫、不知有东宫?慈禧反诘说：李莲英不过是一个奴才罢了，太后要杖他杀他，就像对待一只猪一只羊，我怎么可以庇护?对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何必来责备我?慈禧很会说理。
史笔所载的两宫太后第四次冲突，更具诡秘性，与它连在一起的，是慈安“暴卒”。由于它涉及数千年中国主流文化发展成为的“道德”大是大非问题，历来道仕们宁愿披之以“衣冠”而成为道貌岸然，而掩之以道祖所言“食色性也”，它掩盖了真本人性而成为“伪道”。处于主流道德说教下的慈禧，也不能不对她27岁开始寡居的人性欲望讳莫如深。这种讳莫如深，只在语言上而非在具体行动上——这是分裂式的行为按本性而语言按“道德”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