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市制度的历史发展

坊市制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里)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汉代长安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经过隋末大乱的严重破坏，唐初仅有人口200余万户 ，土地大量荒芜，“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为了恢复并发展生产，唐朝在农村推广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在城市则大力推行坊市制，以杜绝农民离乡背土的现实途径。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本身不如手工业和商业高，因此农民始终存在去农从工或从商的冲动，而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因此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轻则影响经济发展，重则危及封建政权的稳定。坊市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无法自由地来到城市，从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有利于唐代前期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唐代坊市制度具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管理功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侧重于坊)，而服务功能则带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侧重于市)。
“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市制中的“坊”是将城市中各类建筑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将城市居民分区居住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封闭式管理模式。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坊门的刺杀事件，例如“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去，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
当时，一些江湖人士或恶少逞能滋事也多在坊外发生，而坊内很少见，说明正是这种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有效地将各类居民区分开，并将外来侵扰隔绝开来，有利于城市的治安与稳定。同时这样也有助于城市美观和城市面貌的维护。唐代前期，政府严禁随意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坊墙因之得以长期保持平直。大量唐代城市(例如长安、洛阳等)，总体布局很长时间未发生大的变动，充分说明唐代城市坊的设置大致符合城市建筑的规律。 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尽管有些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而设定“市”的级别，从而安排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管理，并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
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唐后期草市的大量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一整套城市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仍旧具有众多合理之处。首先，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行，既便于市场管理又有利于市人交易。史料记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不仅长安等大都市，即便地方州县内亦有米行、绢行、铁行等各行的划分，这里的“行”就是同类货物售卖专区。其次，加强对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唐律疏议》规定:“凡官私斗、秤、度尺，每年八月诣寺校印署，无或差谬，然后听用之。”再次，加强质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唐律疏议》记载“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计赃重者，计利准盗窃论。贩卖者，亦如之。”另外还有对市门的修缮和禁止在市中聚众扰乱等规定，都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