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先例原则的背景

17和18世纪美国经历了长期的行政官员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治，法院的裁决依据行政主体的行为，且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事实上，殖民地法院通常具有司法和行政的双重性质。只是在独立战争的前夕，一些州才开始建立独立于行政机构的法院。立法机关通常是最终的复审法院。若非如此，总督和议会通常是殖民地的最高法院，英国的枢密院是终审的上诉法院。此外，另一个行政机构，商务和种植业委员会，对于殖民地事务有很大的控制权力。枢密院不是法院，虽然它已具有这种性质。有时枢密院要求检察总长出具意见书。但是通常参与其中的贵族和绅士认为它对于殖民地立法的通过和否决有管辖权，有权向管理行政的王室统治者发布命令，有权依据自然法复查殖民地法院的判决，而不必有被法律的技术性所束缚的自由裁量的经验。加之，殖民地立法机关相应的并不服从个人的意愿。他们通过成文法剥夺一个人的土地所有权而把它授予另一个人，他们有时不经审讯而是用易于被称为立法的私刑的方式，来裁决人们的罪行，强加惩罚和没收。他们对于败诉的被告人进行新的审判，检验法院不服从其意愿的遗嘱，对于特定财产的行政管理给予专门指导，在法规的范围内运作以豁免特定案件中的特定被告人。在独立战争之后，这一类的立法正义在一些州几乎不存在。但是当我们发现，立法机关被指控在一些被诉诸法院的案件中过于不可靠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776年独立的殖民地的第一个法案，是构建宣布权力分立的权利法案，而当进行展现公共机构的发展轨迹的历史研究时，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坚持要求法官而不是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行为。经验表明这里的坚持甚至有些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