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派的经今古学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作的，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今文经学家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研究往往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作论证，而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家多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西汉末期起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欲提出增立古文经博士，哀帝下诏征意见，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方文经博士。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驳斥今文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抨击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汉书·刘歆传》）。而今文博士则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刘歆最终被迫离京，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东汉初期，尚书令、古文学家韩歌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诏下其议。今文《易》博士范升激烈反对，提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韩歆、许淑、陈元等古文学者与之辩难，反复往来十余次。光武帝立了《左氏春秋》于学官，但不久又废去（参见《后汉书》的《范升列传》、《陈元列传》）。东汉章帝时，古文学者贾逵与今文博士李育，就《左传》与《公羊传》经义问题，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展开了辩论。以后马融还与北地太守刘环讨论过《春秋》今古文学上的一些分歧问题。东汉末今文学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毅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也。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毅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佩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史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到了清代中后期又起，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都排斥古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他试图从根本上否认古文经学。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录》）而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刘师培则积极捍卫古文经学。章太炎自称是“刘子骏（歆）之绍述者”，他指出：“刘向父子总结《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国故论衡·明解故》）
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其意义与其说是学术的，例不如说是政治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争论对传统经学所起到的消解作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当作其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彻底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典都是由刘歆伪造出来的，他把孔子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奉孔子为“教主”。而古文经学派的章太炎，则大倡“六经皆史”的说法，极力主张孔子的贡献主要在整理及传授“六经”方面，这是公然向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权威之挑战。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经学大师，他们都推尊经学。倘若把经典比作庙宇，把孔子比作神像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做法正好像是为了装饰神像而去拆毁庙宇；而章太炎的做法则犹如为了研究庙宇却又推倒了神像。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各自的做法恰恰是对经学起到了一种无意识的消解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经学作为统治学说地位的消失，经今古学派及其争论也一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