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乾隆后期、嘉庆皇帝时期，中国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落，国家越来越积贫积弱，人民生活越来越困苦，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国已经无力在科学技术上创新了。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诸如英国、法国、德国则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后越来越富强，所以科学技术革命就在欧洲越来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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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来，出现了几次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浪潮。正是在第一次传播浪潮中，邓玉函和王徵因偶然的机缘而成就了世界上首部将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合而为一的著作——《奇器图说》。然而,这样的工作却不能将中国学术引向探索力学理论甚至走向科学革命的道路。《奇器图说》的成书过程和其后的命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张柏春说。
一
明末清初，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采用了异于任何地方的传教方式——他们尽其所能迎合中国学者、官员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与需要，希望利用数学、天文学的可验性及其他知识的实用性来类推天主教是可验的、有益的，从而争取中国人信教。
“其时，具有‘君命天授’象征意义的明朝历法《大统历》仍在因袭300多年前的《授时历》，误差积累已经很大。尽管中国传统数学和天文学在宋元时期曾经达到很高水平，但明清时已经衰落，中国学者凭自己的力量完成历法改革有很大难度。利玛窦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深知，以他个人掌握的知识也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因此，他请求罗马教会向中国派遣合适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619年，邓玉函、汤若望等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二
《奇器图说》的成书充满机缘巧合。
1626年底到1627年初，对西方机械充满好奇并已皈依天主教的王徵到吏部候选，恰与在京候旨修历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三位西方传教士结识，遂请他们帮助翻译那些有益于民生和国家建设的欧洲机械图说。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想写一部关于亚洲自然史的著作、争取参与中国的历法改革。不过，他还是答应帮助王徵译书，并且强调：应先了解力学理论，进而以力学解释实用机械的‘所以然’。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做法在19世纪才全面展开。1627年,邓玉函和王徵从多部西文力学著作、西文机械著作及部分中文书籍中选取内容，将力学理论和机械知识撮合为《奇器图说》。”
三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相似的经验知识曾产生了相似的理论洞察力，比如亚里士多德和《墨经》对杠杆原理的认识。但是，古希腊的初始力学理论很快发展成理论知识的综合体，而中国墨家的力学传统在战国之后就中断了。观察、认识物体运动并形成系统的力学理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传统中的一个明显的‘软肋’。相比之下，中国人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建树更加突出。
“受王徵译书的实用目的的影响，《奇器图说》简化了那些西文底本中由定义、定理、命题、假定、问题、例子、解释、推论等构成的力学理论体系，放弃了所有的数学证明，也就是弱化了欧洲力学的数学化的演绎结构。”
《奇器图说》成书的年代，正是欧洲科学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核心恰是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先行和典范意义的力学。遗憾的是，《奇器图说》并未激发出中国知识界研究力学的足够热情。就连王徵本人也没再继续研究力学理论。
“入清以后，数学家薛凤祚将《奇器图说》缩写为《历学会通·重学》，模仿以杠杆原理理解机械的作法，删掉了《奇器图说》中的绝大部分力学解说。清初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梅文鼎虽然曾认真研读过《奇器图说》，但他主要关注书中的数学内容，并为少部分力学问题作了数学证明。在他之后，按照康熙帝旨意编纂的《御制数理精蕴》则将杠杆等力学问题当做数学算题来处理，更加忽视其物理意义。再往后，《四库全书》编者对《奇器图说》盛赞力学的‘美好’很不以为然，称其‘俱极夸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
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是想革就能革的
革命需要的是资本
需要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
中国近代的工业基础在那摆着呢 跟西方根本没法比
西方比中国更早地进行了工业革命
所以也比中国更早地进入了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轨道
封建社会 重农业 体制所限
欧洲 由于国土狭小 殖民主义在欧洲受到统治者大力扶持
军火 航海的发展拉动了科学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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