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是不是被西太后害死的

慈安，满州镶黄旗人，生于1837年，钮祜禄氏。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道光帝将其女许配四子奕詝为妻，1850年（道光三十年）奕詝继位，年号咸丰。晋孝慈皇贵妃。咸丰死后，同治登基，尊其为皇太后，徽号慈安。人称东太后，与西太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安生性懦弱，且绌于言辞，又系咸丰发妻，颇受时人亲尊重。即是慈禧的亲生儿子载淳（即同治帝）也“视其如生母”，凡事愿与“她一吐而后快”。 那么慈安究竟是怎样死的呢？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病死说。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之时，是清政府多事之秋。同治帝亲政仅两年就病殁，另立载湉（光绪）为帝，光绪立，她与慈禧继续操持朝政。此时，清政府已病入膏肓，内乱频仍，外患不至，这对一个不善于过问政治的人来说，无疑是强人所难，尤其是慈安死前的一个月中，慈禧称：“患疾，不能视朝政”，朝廷内外，事无巨细，均要她定夺，这“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朱寿朋的《光绪东华录》载有慈安遗诏，说她：“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戍时，神思所散遂至弥留”。徐珂的这《清稗类钞》也称慈安是“微疾上宾”，四月七日，慈安稍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四月八日晨，召御医薛福辰请脉，薛具疏一方，不能超过至傍晚，慈安即暴变而薨。 自杀说。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多年，表面上，慈禧十分敬重慈安，即是她早已定下的主张，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先让慈安先“领会其意”，然后，“在群臣面前由其定夺”。俩人似乎亲热得如亲姐妹。骨子里，慈禧只不过将慈安“当作一尊木偶，由她随意摆布而已”，慈安虽说无能，但对慈禧的假意虚情还是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在慈禧立光绪为帝后，结党营私，以扩充自己的权力， 慈安虽屡有所闻，但慈禧羽翼已丰，也奈何她不得。为了退出与慈禧的权力之争，慈安曾多次向慈禧和诸王公大臣表示：她不愿与慈禧一同继续听政。众不允，慈安只得继续听政，但寡言少语，“一切均由慈禧作主”。慈安的退让，正中慈禧下怀便顺水推舟，有时干脆一人召见廷臣。然而，就在慈禧称病，不能临朝，慈安独视朝事时，却遭到了慈禧暗中的诽谤攻击，“诬以卖嘱托，干预朝政”，这如何使一再退让的慈安接受得了，恼恨之余，“吞鼻烟自尽”（《清稗类钞》）。 慈禧投毒说。慈安与慈禧结怨，由来已久。中在咸丰纳慈禧为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煽动性，咸丰逃往热河，不久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弥留之际，他看出慈禧有篡权野心，便命大臣代笔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命载恒、端华、景寿、肃顺等文化程度人为辅政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还将他的两枚私章“御赏”、“同道堂”分别赐予载淳和慈安，规定，今后凡下达诏书的符信，以“御赏”为印起，“同道堂”为印讫（《热河密扎》），又称《端肃遗事密扎》）。 咸丰的这些做法，引起了慈禧的极端不满，但迫于情势，她不敢违拗，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十分俯首听命的姿态。虽然此印在同治亲政之后，不再使用，但却种下慈禧与慈安结怨的祸根。 导致慈安与慈禧矛盾激化，促使慈禧必欲置慈安于死地的是“1889年秋。（同治八年）慈禧宠幸的太监安德海奉慈禧之命，前往南方采办宫中用物，依仗权势的安德海，一路上飞扬拔扈，以权纳贿，行止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劣迹奏之清廷，平素一向宽以待人的慈安闻讯后，一改常态，坚决支持以极刑处决安德海的王公大臣，”持之甚坚“，饰令丁宝桢就地正法安德海。一时中外交相称颂。于是与慈禧“积有深嫌”。（《清史纪事本末》） 此外，慈安临死之前，因慈禧“称疾”，遂于下朝之时前往慈禧住处探望。慈安一踏进慈禧居室，只见慈禧仅穿睡衣，与其宠监李莲英并坐一起，亲热异常。慈安十分恼火，借训斥李莲英为由，旁敲侧击地指谪慈禧，弄得慈禧十分难堪（丹石：《一个清宫太监的遭遇》）。此事发生不久，慈安便命归阴曹。 慈安死讯传来，首先表示怀疑的是御医薛福辰，他称：“慈安微疾，请脉后，无需服药”，怎么会突然暴死？薛福辰痛哭道：“天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前一天还在宫中与慈安诏对的左宗棠、方擢也称：“吾昨日早对时，上边清朗周密，何尝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也称：慈安召见他们时，“面容和悦无病色，只是两颊微红而已”。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慈禧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